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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姐


发布日期:2025-04-21 浏览:

白族人家非常重视家庭中老大的取名字仪式,作为老大,汤饼之庆是要大宴宾客的,把鸡头奉给村里的长者和新生儿的外公及舅舅等,这些人一边吃席一边集思广益,绞尽脑汁给孩子取名字,名字取好之后,还要放鞭炮,广而告之,把名字所蕴含的美好含义书于大红纸,贴在堂屋的墙壁上。之后出生的弟弟妹妹,名字就起得随意了,没有仪式,不仅不请客,而且极有可能是灶下,或者田间地头就随便决定了。

大姐出生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,作为家中的长子长孙,她的出生带给了父母极大的喜悦,奶奶也开心地伺候着妈妈做月子。因为出生时下雨,于是赐其佳名为润。大姐可能也没有想到,取名字的仪式有多隆重,今后所承担的生活责任就有多重。

随着二姐和我的出生,家中人口增多了,或许是忙于生计,或许是因为我们都是丫头片子,没有人伺候月子了,端水送饭这些事情就被大姐承包了。我出生那一年,父母亲开始盖属于自己的房子,于是,五岁的大姐就成了我的保姆,据说小小的她把胖胖的我背在背上,步履蹒跚地走到街上,跟卖油粉的老奶奶买了一碗热油粉,又踉踉跄跄回到家,费力地把我放下来,用小调羹一口一口喂我吃。

当年远在祖国西南边疆的叶榆还未实行承包责任制,青豆成熟时节,大姐开心地背着小背篓去生产队里分青豆,据说是为了给我做美味的青豆焖饭。结果铁面无私的队长说妈妈出的工太少,我们不仅颗粒无收,还倒欠着生产队。小小的大姐杂在一堆大人中间,强忍着眼泪,背起她空空的粉色小背篓,毅然转身,彳亍独行。隔壁老奶奶看见了,给她的背篓里装满了青豆。大姐参加工作以后的每个春节,都会去给这个老奶奶拜年,直到老奶奶去世。

在大家都忙于解决温饱的年代,父母亲没有精力去精心照管每一个孩子,大姐自然而然地成了我们的领头羊。她去上学,还得带着我,我坐在她旁边,打磕睡了,她就使劲拽着,努力不让我从椅子上掉下去。儿时最深的记忆是坐在大姐自行车的后座上,沿着榆泽深深浅浅的土路,去海边捞海藻,晒干后在田里燃烧做肥料。那时的海边,海水清澈,荇菜参差。每次都会捞到一两颗菱角,大姐会细心地把菱角上的刺去掉,剥好皮喂进我的嘴里。

大姐十多岁就参加工作了,在国家对公职人员的管理还不是那么规范严格的年代,大姐无师自通,展示了她会做生意的才能。八十年代初期,有很多广东人到叶榆买半成品梅胚,带回广东再加工成话梅。敏锐的大姐抓住了这个商机,自掏腰包在家里修建了好几个地窖,休息日就约上几个好友,去挖色、上关买山上人家用马匹驮下来的成驮的梅子,买回来后,请人背到地窖里,撒上足够的食盐,加工成梅胚。为了更好地跟广东人做生意,在粤语歌曲在叶榆地区还不太流行的时候,我们家里总是会传出大姐学习粤语的声音:所扑所扑塞啦(小意思啦)、恭嘿奶啦(恭喜你啦)……

因为有了工资,还有工资之外的收入,我们这些狗腿子对大姐的称呼变成了张老板。张老板从来也没有亏待我们这些成天帮倒忙的“马仔”,除了过年过节的红包,平常去下关城,鞋子、衣服也少不了我们的。到了春节,派发红包的范围就扩大了,还有几位姑妈、姨妈、舅舅等。

七十年代出生的老大,总是要更操心一些。爷爷奶奶、弟弟妹妹都是她主动照顾的对象。父亲长年在外工作,大姐参加工作之后,家中的大小事情,都是她帮着妈妈在操办,大到弟妹们的婚事,小到给瘫痪在床的奶奶买纸尿裤等等。

大姐似乎是没有语言天分,她的广东话除了她自己,估计广东人也听不懂。她讲话总是带着浓浓的白族口音,她的经典口语“卤耳朵(聋耳朵)”、“半个猪头(半个钟头)、” “虾虾(香香)”是侄儿侄女们开心快乐的源泉,每当因为乡音被后辈们调侃时,大姐也会跟着哈哈大笑,说:“没有我,你们哪里来的笑声”。

时光太窄,指缝太宽,一转眼,我也已经步入中年,但是在大姐眼里,我始终是妹妹。不记得是哪一年了,我突然得了位置性眩晕,正好大姐打来电话,我轻描淡写地跟她说了一声,半个小时之后,有人敲门,大姐居然在门外,她说你老公出差了,我不放心,我来陪你。第二天早上,大姐要从古城赶去下关上班,我开车送她,她坚决不要,自己一个人从学校走到国道上,搭公交车回去了。又在某一年,我半夜突发急性阑尾炎,做完手术出院后,借口学校离城太远,买菜不方便,就赖在她家过了一段时间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,在被自己十多岁的女儿严重鄙视之后,才灰溜溜回到了古城。还很无赖地对女儿说,那是因为我有大姐,你没有!心里却默默地对大姐说:下辈子,换我做你大姐!


作者:张锡梅

责编:张时胜

校对:李 琳

初审:赵 霞

终审:洪慧铭