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姐

白族人家非常重视家庭中老大的取名字仪式，作为老大，汤饼之庆是要大宴宾客的，把鸡头奉给村里的长者和新生儿的外公及舅舅等，这些人一边吃席一边集思广益，绞尽脑汁给孩子取名字，名字取好之后，还要放鞭炮，广而告之，把名字所蕴含的美好含义书于大红纸，贴在堂屋的墙壁上。之后出生的弟弟妹妹，名字就起得随意了，没有仪式，不仅不请客，而且极有可能是灶下，或者田间地头就随便决定了。

大姐出生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，作为家中的长子长孙，她的出生带给了父母极大的喜悦，奶奶也开心地伺候着妈妈做月子。因为出生时下雨，于是赐其佳名为润。大姐可能也没有想到，取名字的仪式有多隆重，今后所承担的生活责任就有多重。

随着二姐和我的出生，家中人口增多了，或许是忙于生计，或许是因为我们都是丫头片子，没有人伺候月子了，端水送饭这些事情就被大姐承包了。我出生那一年，父母亲开始盖属于自己的房子，于是，五岁的大姐就成了我的保姆，据说小小的她把胖胖的我背在背上，步履蹒跚地走到街上，跟卖油粉的老奶奶买了一碗热油粉，又踉踉跄跄回到家，费力地把我放下来，用小调羹一口一口喂我吃。

当年远在祖国西南边疆的叶榆还未实行承包责任制，青豆成熟时节，大姐开心地背着小背篓去生产队里分青豆，据说是为了给我做美味的青豆焖饭。结果铁面无私的队长说妈妈出的工太少，我们不仅颗粒无收，还倒欠着生产队。小小的大姐杂在一堆大人中间，强忍着眼泪，背起她空空的粉色小背篓，毅然转身，彳亍独行。隔壁老奶奶看见了，给她的背篓里装满了青豆。大姐参加工作以后的每个春节，都会去给这个老奶奶拜年，直到老奶奶去世。

在大家都忙于解决温饱的年代，父母亲没有精力去精心照管每一个孩子，大姐自然而然地成了我们的领头羊。她去上学，还得带着我，我坐在她旁边，打磕睡了，她就使劲拽着，努力不让我从椅子上掉下去。儿时最深的记忆是坐在大姐自行车的后座上，沿着榆泽深深浅浅的土路，去海边捞海藻，晒干后在田里燃烧做肥料。那时的海边，海水清澈，荇菜参差。每次都会捞到一两颗菱角，大姐会细心地把菱角上的刺去掉，剥好皮喂进我的嘴里。

大姐十多岁就参加工作了，在国家对公职人员的管理还不是那么规范严格的年代，大姐无师自通，展示了她会做生意的才能。八十年代初期，有很多广东人到叶榆买半成品梅胚，带回广东再加工成话梅。敏锐的大姐抓住了这个商机，自掏腰包在家里修建了好几个地窖，休息日就约上几个好友，去挖色、上关买山上人家用马匹驮下来的成驮的梅子，买回来后，请人背到地窖里，撒上足够的食盐，加工成梅胚。为了更好地跟广东人做生意，在粤语歌曲在叶榆地区还不太流行的时候，我们家里总是会传出大姐学习粤语的声音：所扑所扑塞啦（小意思啦）、恭嘿奶啦（恭喜你啦）……

因为有了工资，还有工资之外的收入，我们这些狗腿子对大姐的称呼变成了张老板。张老板从来也没有亏待我们这些成天帮倒忙的“马仔”，除了过年过节的红包，平常去下关城，鞋子、衣服也少不了我们的。到了春节，派发红包的范围就扩大了，还有几位姑妈、姨妈、舅舅等。

七十年代出生的老大，总是要更操心一些。爷爷奶奶、弟弟妹妹都是她主动照顾的对象。父亲长年在外工作，大姐参加工作之后，家中的大小事情，都是她帮着妈妈在操办，大到弟妹们的婚事，小到给瘫痪在床的奶奶买纸尿裤等等。

大姐似乎是没有语言天分，她的广东话除了她自己，估计广东人也听不懂。她讲话总是带着浓浓的白族口音，她的经典口语“卤耳朵（聋耳朵）”、“半个猪头（半个钟头）、” “虾虾（香香）”是侄儿侄女们开心快乐的源泉，每当因为乡音被后辈们调侃时，大姐也会跟着哈哈大笑，说：“没有我，你们哪里来的笑声”。

时光太窄，指缝太宽，一转眼，我也已经步入中年，但是在大姐眼里，我始终是妹妹。不记得是哪一年了，我突然得了位置性眩晕，正好大姐打来电话，我轻描淡写地跟她说了一声，半个小时之后，有人敲门，大姐居然在门外，她说你老公出差了，我不放心，我来陪你。第二天早上，大姐要从古城赶去下关上班，我开车送她，她坚决不要，自己一个人从学校走到国道上，搭公交车回去了。又在某一年，我半夜突发急性阑尾炎，做完手术出院后，借口学校离城太远，买菜不方便，就赖在她家过了一段时间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，在被自己十多岁的女儿严重鄙视之后，才灰溜溜回到了古城。还很无赖地对女儿说，那是因为我有大姐，你没有！心里却默默地对大姐说：下辈子，换我做你大姐！

作者：张锡梅

责编：张时胜

校对：李 琳

初审：赵 霞

终审：洪慧铭